在数字经济与跨境资金流动交织的背景下，稳定币USDT的流通使用引发诸多法律争议，尤其在中国 “否定支付属性 + 严管交易活动” 的监管基调下，“USDT自由” 常与刑事风险相伴。研究发现：帮信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非法经营罪（外汇领域）、洗钱罪构成主要刑事风险点；银行通过 “交易 - 行为 - 链路” 三维识别模型触发可疑预警，与行政规制、刑事司法形成 “三层约束链”；市场主体常见的 “换币”“代收付”“技术服务” 等行为，易因上下游涉案或实质支付属性被穿透认定为犯罪。在此基础上，本文基于 “身份 — 可审计 — 银行可接入”（IAB）框架，结合中国司法实践与监管政策，构建“IAB-CN约束”模型，系统梳理USDT相关活动的高频刑事罪名、银行风控逻辑及风险传导路径。

（一）研究问题

近年来，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稳定币因锚定法币的 “稳定性” 特征，成为跨境资金转移、非法交易结算的重要工具。在中国，监管部门多次明确否定虚拟货币的支付属性，对相关交易活动实施高压治理，但司法实践中，大量市场主体因 “个人换币”“帮朋友代收付USDT”“提供虚拟货币技术服务” 等行为卷入刑事侦查，出现 “主观无违法认知却面临刑责” 的困境。如何界定USDT相关活动的法律边界，构建可落地的合规体系？这一问题亟待从法律规制、司法实践与风控逻辑三维度展开分析。

（二）研究动机

从司法数据来看，2021年以来，中国法院审理的虚拟货币相关刑事案件中，80%以上涉及USDT，罪名集中于帮信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与非法经营罪（外汇领域）（数据来源：中国裁判文书网2021-2024年公开案例）。典型案例中，行为人多以 “仅参与换币”“提供技术支持不涉资金”为由抗辩，但法院均以“穿透式认定”为由定罪——即无论行为人是否直接参与上游犯罪，只要其行为构成资金链路的 “关键环节”，且满足“明知/应知”“获利”“涉案金额阈值”等要件，即可能承担刑责。但现有研究多聚焦政策解读，缺乏对“法律边界-风险传导-合规路径” 的系统性分析，难以指导市场主体规避风险。

中国对虚拟货币（含稳定币USDT）的监管始终遵循“否定金融属性和防范风险传导”的逻辑，政策文件从“风险提示”逐步升级为“全面禁止交易活动”，形成 “支付属性否定、交易严管、风险穿透治理” 的三重基调。

（一）基本立场：从 “风险提示” 到 “全面禁止”

中国对虚拟货币的监管始于2013年《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首次明确“比特币不具有与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2017年《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进一步禁止代币发行融资与交易平台业务；2021年《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以下简称《2021通知》）将监管范围扩展至稳定币，明确 “任何法人、非法人组织和自然人投资虚拟货币及相关业务，违背公序良俗的，相关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由此引发的损失由其自行承担”，并将 “为客户提供USDT兑换、交易撮合、代收付” 等行为纳入 “非法金融活动” 范畴。

从政策上可见，中国对USDT的监管核心立场可概括为三点：

• 支付属性完全否定：无论USDT是否锚定法币，均不具备法定货币的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职能，任何以USDT作为支付工具的行为均不受法律保护；

• 交易活动全链条严管：对 “引流揽客 — 撮合成交 — 法币结算 — 对倒回流” 的USDT交易全链条实施打击，不仅禁止交易平台运营，还将个人间“规模化换币”“代收付USDT”等行为纳入监管视野；

• 风险穿透式治理：重点关注USDT与电信诈骗、网络赌博、地下钱庄、非法外汇交易的关联，通过 “资金链路穿透”“身份穿透” 追溯上下游主体，避免风险向金融体系传导。

（二）IAB-CN 约束：本土化监管框架的核心要素

基于通用的“IAB（身份 — 可审计 — 银行可接入）” 框架，结合中国监管实践，可提炼出“IAB-CN约束”模型，其核心是通过“身份否定、审计强化、银行接入管控”实现对USDT风险的闭环治理，具体逻辑如下：

1.身份（Identity）：不承认加密支付经营资格

中国对支付业务实行 “牌照准入制”，根据《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任何组织或个人开展支付业务需取得《支付业务许可证》。而《2021通知》明确，虚拟货币相关服务（含USDT兑换、代收付）不属于合法支付业务，即使市场主体以“技术服务”“信息中介”名义开展此类活动，若实质涉及资金结算或支付通道搭建，仍会被认定为“名技实付”，构成非法支付业务。例如，2023年某科技公司为跨境电商提供“USDT 结算服务”，虽主张自身仅提供技术支持，但法院以 “实质替代银行支付通道”为由，认定其构成非法经营罪。

2.可审计（Auditability）：真实交易背景为 “自证清白” 唯一依据

中国监管强调“交易留痕”与“三流一致”（资金流、货物流、发票流一致），要求市场主体在涉及资金流动的活动中留存完整证据链。对于USDT相关活动，若行为人无法证明USDT的来源与用途具有真实交易背景，则可能被推定与上游犯罪相关。

3.银行可接入（Bank Access）：白名单管理与可疑报告协同

银行是中国金融监管的 “第一道防线”，对USDT相关资金流动实施严格管控：一方面，银行通过“白名单”限制虚拟货币相关企业的账户开立，仅少数合规试点机构可接入银行服务；另一方面，根据《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银行对“大额/频繁/多对手盘”的USDT相关资金流触发可疑预警，实时向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报告，并配合公安部门开展账户冻结与侦查。

（三）USDT相关活动的高频刑事罪名与构成要件

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2021-2024年公开案例，USDT相关刑事案件的高频罪名集中于帮信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非法经营罪（外汇领域）与洗钱罪，四类罪名的适用场景、构成要件存在差异，但均以“链路关联”“主观明知”“情节严重”为核心追责逻辑。

1.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帮信罪）：技术 / 资金支持的 “门槛性罪名”

帮信罪对应《刑法》第287条之二，是USDT相关案件中适用最广泛的罪名，其核心是打击“为上游犯罪提供帮助”的行为，无需证明行为人直接参与上游犯罪。

2.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涉案资金 “洗白” 的核心罪名

掩隐罪对应《刑法》第312条，适用于“明知是犯罪所得，仍通过USDT对其进行转移、掩饰”的行为，其追责逻辑比帮信罪更侧重“对犯罪所得的直接处置”。

3.非法经营罪（外汇领域）：跨境USDT结算的主要风险点

非法经营罪对应《刑法》第225条，在USDT相关案件中，主要适用于“无资质开展外汇交易，以USDT替代银行跨境结算通道”的行为，其核心是打击“扰乱外汇市场秩序”的活动。

4.洗钱罪：上游特定犯罪的“加重罪名”

洗钱罪对应《刑法》第191条，适用于“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为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的行为，其上游犯罪范围比掩隐罪更窄，但量刑更重（最高可判处 10 年有期徒刑）。

（四）银行风控逻辑与“三层约束链”的运作机制

中国对USDT风险的治理并非单一依赖刑事司法，而是通过 “银行风控→行政规制→刑事司法” 的三层约束链，实现“风险早识别、早干预、早追责”的闭环。其中，银行风控是“第一道防线”，通过多维度模型识别可疑交易；行政规制是“中间衔接层”，实现跨部门协同核查；刑事司法是“最后追责层”，对涉嫌犯罪的行为进行定罪处罚。

1.银行风控：USDT相关资金的“可疑识别模型”

银行根据《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构建针对USDT相关资金的“交易-行为-链路”三维识别模型，具体识别特征如下：

• 交易特征：大额、频繁、异常对倒

• 行为特征：多设备、异地、异常时段

• 链路特征：黑名单关联、接力式资金流

当银行识别到上述可疑特征时，会采取“临时冻结账户→人工复核→发送可疑报告”的措施：首先对账户实施“只收不付”或“限额支付”；其次由反洗钱专员核查交易背景，要求账户持有人提供“交易合同、发票、物流单”等证明材料；若核查后仍无法排除风险，则在48小时内将可疑交易报告提交至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并配合后续调查。

2.三层约束链的传导机制

银行风控、行政规制、刑事司法并非独立运作，而是通过“信息共享、措施衔接”形成风险传导闭环，具体机制如下：

第一层：银行风控→行政规制的衔接

银行提交可疑报告后，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局会联合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网信办等部门开展协同核查。

第二层：行政规制→刑事司法的衔接

若行政核查发现行为涉嫌犯罪，则将案件移送至公安部门，启动刑事侦查。

第三层：刑事司法→银行风控的反馈

法院判决生效后，会将“涉案账户”“涉案人员信息”录入公安部门的“黑名单库”，并同步至银行。

3.“被关联”的常见路径：市场主体的刑事风险诱因

司法实践中，多数市场主体并非主动参与犯罪，而是因“被关联”卷入刑事侦查，常见关联路径如下：

• 上下游涉案关联：行为人 “帮朋友换U” 或 “代收USDT”，虽自身不知朋友的资金为犯罪所得，但朋友的资金来源于电诈 / 赌资，导致行为人账户被关联冻结；

• 阈值触发关联：行为人开展 “小规模USDT兑换”，但交易次数（如单月超10笔）或金额（如累计超20万元）达到帮信罪的“情节严重”阈值，被银行标记为可疑后移送公安；

• “名技实付”关联：科技公司以“虚拟货币钱包开发”“区块链技术服务”名义开展业务，但实际为客户提供USDT代收付或结算服务，被认定为“实质支付业务”，构成非法经营罪。

4.“情景-要素-后果” 风险矩阵

该矩阵通过“常见场景”“关键事实要素”“司法/风控视角”“可能后果”四维度，明确不同USDT相关行为的风险等级，具体如下表所示：

本文基于IAB框架与中国司法实践，对“USDT自由”的刑事风险边界与合规路径展开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中国对USDT的监管基调是“否定支付属性+严管交易活动+穿透式风险治理”，通过“IAB-CN约束”实现对USDT相关风险的闭环治理，市场主体的“USDT自由”必然受到法律与监管的限制，任何突破边界的行为均会面临刑责。

第二，USDT相关活动的高频刑事罪名包括帮信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非法经营罪（外汇领域）与洗钱罪，四类罪名的适用场景与构成要件存在差异，但均以“链路关联”“主观明知”“情节严重”为核心追责逻辑，市场主体的“换币”“代收付”“技术服务”等行为，易因上下游涉案或实质支付属性被穿透认定为犯罪。

第三，银行风控、行政规制、刑事司法形成“三层约束链”，银行通过“交易-行为-链路”模型识别可疑交易，行政部门实现跨部门协同核查，司法机关对涉嫌犯罪的行为定罪处罚，三者通过信息共享与措施衔接，构成风险传导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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