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29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结上海首例因人工智能合成语音引发的自然人声音权益保护纠纷案件^[1]，判决平台运营方构成声音侵权，赔偿权利人经济损失5万元。该案系配音演员就其声音被AI合成并商业化使用提起的维权诉讼，其裁判思路与2026年9月7日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法发〔2026〕10号，下称《意见》）第四条高度契合。

本文以该案二审判决为分析对象，围绕请求权基础、可识别性认定、举证责任分配、抗辩边界与赔偿酌定五个问题展开评析，并就权利人与AI企业的合规要点提出实务建议，以供参考。

本案原告（二审上诉人）为在某配音APP实名认证并发布配音作品的配音演员王某（下称“王某”），被告（二审上诉人）为涉案互联网推广拉新活动的运营方某科技有限公司（下称“A公司”）。

2025年1月，王某经他人告知，发现A公司在其互联网推广拉新活动中使用了疑似其本人声音的音频。王某判断该音频系人工智能合成，遂对相关音频办理公证保全，并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A公司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30万元。

A公司辩称：案涉音频确系其开发的AI生成，但具体来源及投喂素材因前员工离职已无法确认；其此前并不知晓王某的配音演员身份，不存在专门采集其声音的行为；现有证据亦无法直接证明推广活动中使用了王某的声音。

案件审理中，王某申请司法鉴定，将公证保全的案涉音频与当庭采集的本人声音进行语音分析比对。鉴定意见显示：案涉音频与王某本人音频在28个共振峰声学指标中，有24个偏离度小于10%，其中16个小于5.36%，两者较为相似及高度相似部分达到90%。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A公司的行为构成人工智能生成声音侵权，并对王某造成经济损失，遂判决A公司赔偿王某5万元。双方均不服，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在权利人无法证明平台实际使用其声音素材进行模型训练的情况下，能否认定平台生成并商业使用的人工智能合成语音侵害其声音权益；以及相应的损害赔偿数额应当如何确定。

上海一中院的裁判要旨可归纳为四点：

第一，请求权基础在于人格权而非著作权。依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三条第二款，对自然人声音的保护参照适用肖像权保护的有关规定，并通过参照适用第一千零一十九条第一款，将未经同意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制作并使用他人声音的行为纳入规制范围。

第二，侵权认定的核心标准是可识别性而非技术来源。未经自然人同意，使用自然人的声音作为训练语料，模仿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等生成能够识别该自然人的合成人声，应当认定侵害自然人声音权益。

第三，训练数据控制方未能举证时承担不利后果。权利人完成初步举证后，举证责任转移至掌握原始训练数据的平台；平台未能就素材来源合法性等待证事实充分举证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第四，赔偿数额优先参照许可使用费，并考量人格要素的贡献比例。许可使用费难以查实的，结合侵权持续时间、传播范围、使用方式、过错程度、损害结果及人格要素在商业化利用中的贡献比例等因素综合确定。

（一）请求权基础：为何适用人格权规则而非著作权规则

本案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配音演员对其声音享有的利益，应当通过何种请求权基础予以救济。

录音本身可能构成录音录像制品，配音行为亦可能落入表演者权的范畴。但本案的关键在于，A公司并未使用或复制王某的原始录音文件，其输出的是一段与原始录音在物理层面并不重合的合成语音。著作权法上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所控制的，是对特定作品或制品的再现与传播行为。面对由算法生成的新音频，上述专有权利难以直接对接，请求权基础存在障碍。

《民法典》的路径则相对顺畅。该法第一千零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对自然人声音的保护，参照适用肖像权保护的有关规定。可参照的范围，最高人民法院法答网精选答问（第十九批）人格权专题^[2]已予明确：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八条有关肖像权权能的规定、第一千零一十九条有关禁止侵害肖像权行为的规定、第一千零二十条有关合理使用的规定、第一千零二十一条至第一千零二十二条有关商业利用的规定，均可参照适用于对自然人声音权益的保护。

同一份答疑还明确，对自然人声音的保护客体是自然人的声音本身，即纯粹的声音，既非声音的载体，也非声音中的具体内容。这一界定将法律评价的对象，由录音文件、语音内容等外在形式，转移至声音所承载的身份识别利益。据此，无论人工智能通过何种算法路径生成语音，只要输出结果指向特定自然人的人格标识，即落入声音权益的保护范围。循此参照适用第一千零一十九条第一款，本案行为样态得以完整归摄：未经同意，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制作并使用。

（二）可识别性的证明：从当庭勘验到司法鉴定

《意见》第四条已将“可识别”确立为判断AI换脸、AI拟声是否侵害人格权益的重要标准^[3]。但“听着像”这一经验印象如何转化为可供裁判的证据，此前缺乏稳定方法。

在全国首例AI生成声音人格权侵权案^[4]中，北京互联网法院采用当庭勘验方式，由合议庭成员及当事人当庭播放比对音频，依据听觉经验判断音色、语调、发音风格是否高度一致。该方法直观，但主观性强、可复现性弱，难以为后续案件形成统一尺度。

本案采取的是司法鉴定与声学量化指标的方式。共振峰是声腔共鸣形成的频谱能量集中区，直接决定音色特质，是声纹鉴定中稳定性较高的特征维度。本案声纹鉴定覆盖28项共振峰声学指标，其中24项偏离度小于10%、16项小于5.36%，据此得出了“较为相似及高度相似部分达到90%”的结论。相较于当庭勘验，该方法显著增强了可识别性认定的客观性与可质证性。

同时亦当看到，此种证据形式也留有质证空间。90%的相似比例属于统计学意义上的高度关联，其与“相关领域普通听众能否识别”这一法定判断标准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对应关系？目前尚无公认阈值。这一空白格局将可能构成被告方质证的着力点之一。

（三）举证责任的转移：“证据偏在”下的规则再造

本判决最具普遍意义的贡献，在于为人工智能纠纷中普遍存在的“证据偏在”（指“证据在当事人之间分布不均衡”的现象）问题提供了具体的解决方案。

若按一般侵权纠纷的举证规则，王某须证明一条完整的因果链条：A公司取得其声音素材、将其投喂模型训练、生成特定音频、用于推广活动。其中训练数据集、算法日志、素材来源记录等关键证据均由A公司单方控制。要求权利人对此举证，等于要求其承担客观上无法完成的证明负担。上海一中院在本案中对此问题的处理分两步：

第一步，降低权利人的初步举证门槛。权利人无需举证证明被告实际实施了何种行为，仅需证明两项事实：其一，其声音存在被获取的合理渠道，即作品发布于公开网络平台；其二，合成结果与其声音高度相似，即持有鉴定意见。此两部分举证完成，初步举证即告完成。

第二步，举证责任转移至数据控制方。举证责任转由作为原始训练数据控制方的平台承担，由其就投喂素材来源的合法性、未利用自然人声音特征、未造成公众混淆误认等待证事实举证。A公司三项均未能举证，法院据此认定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该举证责任分配方式有明确的规范支撑。《意见》第十七条针对模型、训练数据、运行日志、生成记录通常掌握在服务提供者或使用者手中的结构性难题，规定了三项工具：人民法院依申请或依职权调查取证；证据妨碍规则（控制证据的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控制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该主张成立）；鉴定人以及技术调查官等专业辅助机制。《意见》第十二条在知识产权场景下亦确立了相同规则：开发者主张训练不构成侵权的，应当提供数据来源、训练过程记录等材料。^[5]

据此，本案实质是将《意见》第十七条所确立的证据妨碍逻辑，由诉讼程序中的证据提交义务，向前推进至实体侵权认定中的举证责任分配。这一推进幅度究竟几何，仍有赖更多同类裁判予以检验，但其方向是清晰的。

（四）“声音已公开”抗辩的边界：《意见》第六条的适用限制

本案中，王某的配音作品系发布于公开网络平台，这一事实可能引出一项潜在抗辩：声音既已公开，是否即可自由获取并用于AI训练？这涉及《意见》第六条所涉的“公开信息利用”规则的适用边界，值得专门讨论。

笔者理解，公开发布不等于放弃声音权益。声音权益作为人格权的一种，其保护客体是声音所承载的身份识别利益，而非声音的物理载体或传播状态。配音演员将作品发布于公开平台，是行使声音权益中“使用权”“公开权”的体现，而非对人格标识利益的抛弃。这与肖像权的逻辑一致——自然人在公开场合露面、在社交媒体发布照片，并不意味着他人可未经许可将其肖像用于商业用途。《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三条第二款将声音保护参照适用肖像权规则，其规范意旨正在于此。

从《意见》第六条的规范目的看，其所调整的“利用公开信息”场景，主要是指对公开数据、公开作品在技术层面的合理使用，而非对人格标识的商业化挪用。声音权益不同于著作权：著作权法上存在法定许可、合理使用等对公开作品的有限利用空间，但人格权领域并不存在“公开即自由使用”的一般规则。声音一旦能够识别到特定自然人，其商业化利用即须以取得授权为前提，公开的传播状态仅影响“获取渠道可能性”的证明难度，而不影响“授权必要性”的实体判断。

就本案而言，王某作品发布于公开平台这一事实，恰恰构成法院认定“A公司存在获取声音来源的信息渠道及可能性”的基础——公开渠道降低了权利人对“素材可得性”的举证负担，但同时也固定了A公司能够接触案涉声音的事实。A公司无法以“声音已公开”为由免除授权义务，反而因“可获取+高度相似”的初步证据而被推定使用了王某的声音。可见，“公开”在本案中并非被告的免责事由，而是原告完成初步举证的助力。

需要提示的是，“声音已公开”抗辩在极端情形下仍有一定讨论空间。例如，若行为人仅对已公开声音进行非商业化、非识别性的技术研究，或合成结果已无法识别到特定自然人，则不构成侵权。但此类情形须以“不可识别”或“非人格性利用”为前提，与本案“可识别+商业化使用”的情形存在本质区别。这一边界仍有待后续裁判进一步厘清。

（五）赔偿数额的酌定：人格要素的贡献比例

本判决在赔偿数额认定方面确立了层级化的方法，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

其规范依据是《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按照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或者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赔偿；前述两项均难以确定，被侵权人和侵权人就赔偿数额协商不一致，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赔偿数额。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明确，被侵权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财产损失。

本案据此也确立了“两步走”的结构：优先参照权利人同类许可使用费标准确定；权利人举证不足、许可使用费难以查实的，结合侵权持续时间、传播范围、使用方式、过错程度、损害结果以及人格要素在商业化利用中的贡献比例等因素综合确定损失数额。

就此而言，与前述全国首例AI生成声音人格权侵权案进行对照颇有意义。前者判赔25万元，本案判赔5万元。两案同为配音演员维权、同采人格权路径、同属AI拟声技术场景，但结果相差了五倍。差异的根源不在于技术性质，而在于人格要素在具体商业模式中的贡献度：前者素材来源链清晰、侵权人自认、语音产品播放量达32亿次量级、权利人行业识别度高；本案素材来源断裂、被告否认、使用形态为推广活动的流程播报提示音、上架时间较短、权利人网络关注度不高。

而明确这一裁判方法，对代理实务有着直接意义：

一方面，权利人在确定诉请金额时，不宜简单套用传统明星代言或录音制品的市场费率，而应围绕人格要素在被告商业模式中贡献了多少来组织证据，包括同类许可使用费证据（过往配音合同、行业报价单）、传播规模证据（点击量、使用时长、覆盖渠道），以及该声音在被告产品中的功能定位与是否被作为卖点宣传。

另一方面，被告则应围绕上述因素反向举证：使用时长较短、使用位置边缘、未作为营销卖点、权利人自身市场知名度有限、商业模式中人格要素占比较低。

第一，明确人工智能合成语音侵权认定的核心标准是可识别性，而非技术来源。对于采用更新算法路径的生成型产品，只要输出结果能够识别到特定自然人，是否存在素材来源的直接证据并不影响侵权成立。这一判断并非创设新的裁判规则，而是将既有的人格权保护逻辑在人工智能场景下作具体适用。

第二，合理适用举证责任分配规则，解决人工智能侵权案件中的证据偏在问题。面对权利人客观上无法举证的技术黑箱，人民法院并未拘泥于“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规则，而是通过降低初步举证门槛与转移举证责任的方式，实质性地化解了人工智能侵权案件中的举证难题。这一思路与《意见》第十七条规定的证据妨碍规则相互呼应，其适用范围仍有待更多同类案件检验。

第三，为人工智能语音产业划定行为边界。本判决传递的逻辑是：法律评价的落点在于合成语音能否识别到特定自然人，而非能否查明训练素材的具体来源。平台不能以“技术中立”或“素材来源无法确认”为由，免除其取得授权、合规使用的基本责任。

（一）对权利人的建议

对权利人而言，有三项举证工作应当前置：

其一，对涉嫌侵权的音频办理公证保全，并委托鉴定机构进行语音分析比对，以固定可识别性证据；

其二，准备同类许可使用费证据，包括过往同类配音项目的合同与行业报价单，为赔偿数额主张提供锚点；

其三，固定素材可被获取的证据，如平台公开发布记录、使用时间与覆盖渠道等，以完成初步举证。

（二）对AI语音及数字人企业的建议

对人工智能语音及数字人企业而言，则应当建立三项管理机制：

其一，训练素材来源须做三级尽调并留痕。自采须有本人签署的授权文件；向第三方采购须审查权利担保条款与原始授权链；公开搜集须记录来源、时间、公开场景及有无拒绝被训练的声明。这份档案，正是举证责任转移后被告唯一的应答手段；

其二，授权条款须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传统录音协议往往仅覆盖一次录制、一次使用，须补充模型训练与声纹建模维度；以采集声纹、训练模型为目的的，应当取得单独同意；

其三，上线前做可识别性自查与通知响应机制。参照本案标准，委托第三方对生成语音与原始素材作比对，对可能识别到特定自然人的输出结果及时处置，避免因“可识别+商业化”而触发侵权。

本案的裁判价值，在于明确了人工智能合成语音场景下声音权益保护的判断标准——可识别性而非技术来源；同时，通过举证责任的合理转移，为破解人工智能案件中的证据偏在难题提供了可操作的方案。

AI语音合成技术本身是中立的，但技术中立不等于使用中立。经营主体在将AI合成语音投入商业场景前，负有对声音素材来源合法性进行审查的义务。唯有在技术创新与权利保护之间划定清晰边界，才能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规范、有序发展。本案的裁判逻辑将如何影响后续同类案件的处理，值得持续关注。